2016年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论断。这一顶层设计，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模糊认识和理论误区，更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国有企业要真正从跨越式发展的追赶者，成长为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制约，激活适应市场竞争的新动能，势必需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要求。通过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实现从制度逻辑向治理效能的跨越式转化，这不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实践，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强化理论溯源，厘清“两个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基础

探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必须首先从学理层面理清其深层的理论源头与制度生成机制。“两个一以贯之”作为新时代统领国企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绝非脱离实际的单一制度创设，亦非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对企业治理客观规律与我国特殊国情进行深刻洞察的结晶。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视角审视，这一原创性论断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中仅局限于“股东—管理层”单一资本契约的固有框架，旨在将党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与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市场属性进行深度融合，进而形塑出一种高度契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生型治理模式。准确把握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厚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透析其如何破解多重逻辑冲突下的治理悖论，是当前全面提升现代国有企业治理效能、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先决条件。

一是传承红色基因，体现了国企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必然与制度发展路径。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演进轨迹，将政治建设的势能转化为组织管理的效能，构成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最具辨识度的核心主线。在早期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时期，面对极端严酷的生存与生产环境，我们党通过推行“三大民主”管理制度，并建立由党支部、厂长与工会代表等多方协同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初步搭建了政治功能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治理原型。这种以党建引领克服资源匮乏和组织涣散的实践，展现了极强的组织韧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的漫长岁月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一长制”科层化管理的借鉴与反思，到独立自主探索并确立“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而逐步明确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这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制度演进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在螺旋式上升，即如何构建一套既能牢牢保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又能高度符合大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规律以及现代市场竞争规则的企业管理范式。“两个一以贯之”正是对这一长达大半个世纪历史探索经验的凝练、扬弃与时代化升华。它不仅从宪制层面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的根本定位，更向理论界与实务界清晰指明：在当前产权结构日益多元化、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以及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语境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绝非是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排斥，而是克服内部人控制、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有资本始终沿着健康轨道行稳致远的根本制度前提。

二是立足基本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时代升华与本土化重构。从新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社会学的交叉视角来看，任何现代企业制度都不是真空中的抽象存在，其运行法则必须深刻嵌入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宏观经济体制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框架下，国有企业天生兼具市场竞争独立主体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代表”的双重身份属性。这就必然要求其在底层治理逻辑上，必须精妙地兼顾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贯彻宏观调控意图的政治要求，与遵循等价交换、追求资本保值增值的经济规律。具体而言，在超大型国企常常面临的多重委托代理较长链条中，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核心中枢，极易产生目标置换与道德风险。而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法定化，能够为企业发展锚定最为关键的政治方向，其通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等制度安排，确保了企业的各项战略部署、重大投资与人事任免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有效消弭了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与此同时，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会、经理层等规范性治理结构的引入与做实，则通过重塑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契约化业绩考核机制，全面激发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竞争活力与创新潜能。因此，“两个一以贯之”的科学提出，在学理上有效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视为“零和博弈”或相对立的思维误区。它提供了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制度解法。即要求企业在防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控预算软约束与治理僵局的同时，坚决抵制资本无序扩张和短视投机行为，以此通过政治权威与市场效率的耦合，奠定国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石。

三是聚焦效能转化，推动了从机械的要素叠加向深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性跨越。近年来，通过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着力破解长期困扰国企的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等结构性痼疾，国企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已从文本层面走向实践操作，得到了坚实巩固。然而，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博弈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建进章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物理反应层面，而是要加速向深层次、系统性的现代治理能力转化迈进。这种跨越式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的组织能力跃升：其一，是依托坚强的政治领导力，克服企业战略决策中的“有限理性”，确保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国家宏观大局、产业升级导向保持高度的同向同行，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卡脖子”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微观载体作用；其二，是依托深厚的思想引领力，重塑组织心理契约，通过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文化生态，有效凝聚起跨越利益藩篱的改革共识，降低组织内部在推进薪酬改革、三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沟通与交易成本；其三，是依托强大的群众组织力，重构集体行动逻辑，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突击队等柔性组织形式，充分调动广大一线员工的主人翁积极性，汇聚起攻坚克难、应对市场震荡的强大微观合力；其四，是依托广泛的社会号召力，彰显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在履行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责任的过程中提升品牌的社会认可度与国际话语权。唯有将上述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有效转化为实打实的市场竞争优势、风险防控优势与创新驱动优势，才是推动“两个一以贯之”制度优势落地见效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全面激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蓬勃发展动能的核心逻辑。

突出科学建构，厘清“一轴四驱”动态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

“一轴四驱”动态治理机制的提出，是新时代国有企业遵循客观治理规律、响应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创新实践，旨在系统性解决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在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机械嵌入、制度重叠等效能损耗难题。从制度逻辑视域审视来看，该机制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战略落脚点，通过明确和落实“一轴”与“四驱”的协同责任，在政治治理逻辑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双向互构中，实现了从程序性融入向实质性赋能的质变。这一机制并非各治理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中的有机整体，通过强化党组织在国企治理生态中的主导地位，催化出一种具有高度自适应能力的治理范式。

一是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强化“融定向”的战略导控力。“一轴四驱”机制注重发挥党组织的“红色头雁”和政治把关作用，强调党组织在顶层设计、战略谋划、方向把控等方面发声发力，以此作为核心主轴。首先，在决策源头建立高敏锐度的定向机制。通过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党组织将国家宏观产业政策、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转化为企业内部的战略愿景与中长期规划。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政治势能向经济动能转化的关键所在，确保企业在追求市场价值的同时，不偏离公共利益的基石。其次，在重大决策层面构建科学的前置研究回路。前置研究并非简单的程序性过会，而是通过党组织对重大投资、重要人事、大额资金使用等关键变量的先行把控，识别并规避可能存在的方向性风险与政治性偏差。最后，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市场博弈中发挥“压舱石”功能。通过建立政治监督与风险预警的联动机制，党组织督导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对冲治理过程中的短期化倾向与盲目扩张冲动，从而在宏观层面实现政治逻辑对市场失灵的补偿与校准。

二是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运转效能，强化“融权责”的制度耦合力。治理效能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边界的动态清晰度。在“一轴四驱”框架下，强化结构驱动意味着要打破传统的单兵作战模式，构建党委、董事会、经理层之间既有分工又具弹性的协同契约。其学理核心在于破解委托代理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不相容问题。在实践运作中，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动态修订权责清单，精准界定各治理主体的职责阈值。党组织侧重于“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董事会聚焦于“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则致力于“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这种边界的厘清能够通过程序化的互动流程，确保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形成闭环。另一方面，深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特色管理安排，不仅是在人员身份上实现重叠，更是在决策视野上实现互通。党委成员通过进入董事会、经理层，能够将政治考量直接带入经营前沿，而经营管理层中的党员身份则促使其在执行过程中更具政治自觉。通过这种结构性的力量整合，做细做实了权责对等条件下的高效协同，夯实了科学规范且具柔性韧性的治理基石，从而在微观运作层面实现了治理优化。

三是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流程整合作用，强化“融规制”的系统集成力。制度成本的降低与治理确定性的提升，依赖于一套系统完备且运行顺畅的制度基座，这便是制度驱动的内在逻辑。在“一轴四驱”机制的顶层设计中，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首要任务是实现章程法定与流程嵌套。这意味着必须依法合规地将党建要求写入公司章程，从法理层面确立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威源头。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梳理和重构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将政治纪律与经营规则进行全方位的逻辑同构。例如，将党委决策程序嵌入董事会议事规则，将纪委监督链条延伸至内控与审计体系，将干部选拔的标准与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高度绑定。这种“融规制”的过程，本质上是消除管理中的“暗箱”与真空，将分散的规章整合为支撑企业高速运行的集成系统。总的来说，其目标在于通过制度的显性化与标准化，打通部门间的职能壁垒与层级间的信息鸿沟，确保党组织的重大战略部署能够通过制度的渠道层层渗透、垂直触达。这种刚性的制度约束，有效破解了治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制度重叠、空转以及规则冲突等顽疾，构建起一个互为支撑、自动预警的制度生态闭环。

四是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引领与动力激发作用，强化“融动力”的内生驱动力。治理不仅是规则的网性博弈，更是价值观的深层共振。强化价值驱动是“一轴四驱”机制中最具柔性也最为持久的动能来源。它将思政工作这一国企传家宝，转化为适应现代商业环境的组织心理契约。在显性动力的激发维度，通过开展“揭榜挂帅”、党员攻坚小组以及品牌先锋等活动，将抽象的政治要求具象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绩效指标。在隐性文化的塑造维度，该机制强调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愿景，通过党建品牌的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塑造出一套既能抵御市场投机诱惑，又能激发创新首创精神的共有价值体系。通过深入的谈心谈话、调研走访以及常态化的意识形态引导，党组织能够精准识别并消解企业在重大战略转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与心理抵触，将原本可能碎片化的个人目标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集体合力。这种基于价值共生而产生的动力，使得治理机制不再是冷冰冰的管理工具，而成为具备自我演进能力的生命体。

五是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与末梢治理作用，强化“融效能”的执行转化力。治理效能的最终体现不在于文件的高度，而在于落实的厚度。执行力是检验“一轴四驱”机制能否从纸面逻辑跨向治理实效的关键试金石，这即是管理驱动的最终诉求。在实践导向中，该机制主张将党的领导深度嵌入生产经营的末梢神经。通过在项目现场、科研一线、销售终端建立网格化党建责任区，实现了治理重心下移。这种做法确保了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能够即时响应市场竞争的瞬息万变。在具体运作层面，通过构建“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的“四同”评价体系，将原本偏向定性的党建考核，与偏向定量的生产经营考核进行非对称耦合。引入关键绩效指标与关键结果领域的思维，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与业务瓶颈的突破率、安全生产的零事故率硬性挂钩。这种管理闭环的建立，使得基层党组织不再是游离于业务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价值创造的合伙人。通过做实管理驱动，机制着力破解了执行链条中可能出现的效能衰减问题，将制度优势实质性地转化为企业在成本控制、敏捷反应以及技术革新上的核心竞争优势，着力破解执行效能低下问题，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敏捷高效的科学管理。

坚持系统重塑，以“一融四驱”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性摩擦与机制性壁垒，必须摆脱碎片化、补丁式的改革逻辑，立足系统论视角，注重制度设计的关联性、协同性与耦合性。通过构建以“一融”为核心主轴、以“四驱”为动力引擎的全方位整合框架，能够真正将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内化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基石。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宏大语境下，通过“一融四驱”动态治理机制的系统重塑，旨在实现从治理体制、功能定位、价值转换、人才支撑到政治生态的全面闭环，驱动制度逻辑向治理实效的实质转化。

一是健全治理架构，在“权责法定”中强化结构驱动，把好定调谋局的方向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之“特”，核心在于将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全环节，实现政治组织功能与市场主体职能的深层融合。在“一融四驱”机制中，结构驱动是实现主体协同的首要动力。必须从法理与制度的双重维度，推动治理架构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其一，强化公司章程的法理支撑地位。作为治理运作的根本大法，应在章程中全方位法定化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及运行模式。特别是针对股权多元化及跨国经营环境下的子企业，更应遵循一企一策原则，通过章程确立党组织在法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确保政治主张在多层次治理结构中不稀释、不走样。其二，实施权责事项的动态化矩阵管理。落实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关键在于构建精准的前置研究清单。应摒弃程序化、僵硬化的决策套路，依据企业的生命周期、产业赛道特征及风险阈值，在宏观战略决策与微观经营授权之间设置科学的权力过滤网。这种结构驱动不仅确保了党组织对重大战略方向的绝对把控，更通过充分授权董事会与经理层，激活了市场化决策的灵敏度。其三，优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组织适配。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党委(党组)书记与董事长职能的有机统一，在保障政治领导的同时，优化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实现在结构层面的平滑耦合，从而有效对冲由于层级冗余带来的治理困境。

二是强化政治功能，在“四力建设”中积蓄价值驱动，夯实治企兴企的“压舱石”。“一融四驱”机制强调价值引领的内生力量，通过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治理韧性，实现价值驱动的深度赋能。国有企业必须构建全维度的“四力”体系。首先，以政治领导力确保战略同频。将党的政治主张、国家重大产业政策与企业的经营战略深度对齐，确保每一项重大投资、每一份中长期规划都精准锚定国家战略航向，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决策偏差。其次，以思想引领力凝聚组织认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理润滑剂的功能，将红色基因与现代企业文化进行血脉融合，构建起一套能够抵御市场波动与认知不确定性的组织心理契约，实现从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的价值跃迁。再次，以群众组织力激发微观创新。推动党组织在创新链、产业链上的神经末梢全覆盖，通过设立党员攻坚载体、先锋突击队，将治理重心沉降至生产研发一线，将组织动员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战效能。最后，以社会号召力彰显品牌价值。在国家安全、能源保障、应急救灾等关键领域挺身而出，以国企的社会价值创造力重塑市场声誉，将政治担当转化为独特的竞争壁垒。这种由内而外的价值驱动，使得治理机制不再是冰冷的管理工具，而变成了具备情感认同与使命感召的动力系统。

三是聚焦主责主业，在价值共生中做优管理驱动，打造同频共振的强引擎。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构建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价值转化平台，利用管理驱动彻底打破“两张皮”的体制性壁垒。首先，树立“融合创效”的实战导向。建立以发展成效评党建、以党建质效促发展的互补评价体系。应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瓶颈、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全球竞争的焦点，精准转化为党组织的发力点，通过设立“一融四驱”专项攻坚项目，推动党建工作从单纯的过程合规向核心价值创造转型。其次，构建双效合一的考评闭环。将党组织在战略契合度、合规控制力、员工敬业度等方面的定性贡献转化为定量指标，有机嵌入企业的综合业绩评估体系。通过建立党建质效与经营报酬、职级晋升的联动机制，从制度层面确保党建效能与经营绩效的强制绑定。最后，赋能数字治理逻辑。这是现代管理驱动的核心所在。依托“智慧党建”与企业ERP系统的深度集成，通过数据链路打通实现政治监督与经营决策的实时同屏。利用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规避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决策黑箱，以技术手段确保治理指令的穿透力与执行效能。

四是突出队伍淬炼，在“选育管用”中升级人才驱动，锻造本领高强的排头兵。“两个一以贯之”最终要落实到“人”这一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上。在“一融四驱”框架下，人才建设是实现管理驱动与价值驱动的交汇点。第一，融合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准入机制。在党委发挥人选把关、程序管控主导作用的同时，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实现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通过契约约束，确保职业经理人既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又拥有精湛的经营素养。第二，锻造复合型领导人才矩阵。建立经营管理岗位与党务工作岗位之间的横向流动机制，通过跨领域的轮岗实践，培育一批既精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底蕴，又熟稔资本市场运作、国际法律规则的高阶战略家。第三，优化正向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体现潜绩与显绩相结合、薪酬水平与贡献价值相匹配的差异化激励方案。通过构建透明、合规的容错机制，消除干部的“洗碗效应”，充分释放管理团队在创新性实验、颠覆性变革中的主观能动性，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澎湃的人才红利。

五是净化政治生态，在正风肃纪中完善制度驱动，构筑行稳致远的防火墙。防范化解重大经营风险、确保国有资本安全，是国有企业治理体系中不可逾越的底线。必须以严密的制度纪律规避潜在的道德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一是以党建为引领，构建横向贯通的协同监督架构。以党内监督为核心，整合审计、纪检、巡视、财务、法务等多维度监督资源，消除监管中的“孤岛现象”，形成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闭环。二是以制度驱动提升风险预警效能。将政治监督的职能内化为内控机制的感知节点，利用数字化审计手段与智能合规算法，建立起覆盖海外资产管理、境外投资、招投标等高风险领域的实时监控体系，确保国有资产在合规框架内实现最大化运作。三是深化清廉国企建设的常态化。结合党纪学习教育，将廉洁理念转化为员工的经营自觉，深度治理利益输送、寻租腐败等制约效能转化的深层次问题，打造高度透明、法治化的治理环境。

作者：张德生、关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