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和不断探索，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六大上凝练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思想，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以“两个毫不动摇”实现各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支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分配协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消费矛盾及公有制设想，已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但从前的理论认识很少将生产—消费矛盾置于更广阔的生产—分配协调中进行考察，很少认识到生产—消费矛盾既是分配侧问题，还是生产侧问题。要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分配协调，就需要从理论上阐明“两个毫不动摇”的微观基础，厘清“两个毫不动摇”完整解构生产—消费矛盾的机理，才能准确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贡献。

从生产—消费矛盾到生产—分配协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敏锐观察并批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消费矛盾，既表现为工业革命后新技术与资本结合产生的庞大生产力，又表现为不合理分配制度下劳动群众极为有限的分配所得和购买力，消费持续低于生产、与生产脱节，导致了周期性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要走出相对消费不足的生产过剩，实现“所有的人的富裕”，经典作家给出的答案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其逻辑思路是，在已实现的生产资料与新技术结合的生产力下，以公有制建构消灭私有制下的剥削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令消费提升至与生产相协调的程度。这样一来，“所有同现在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这里的“危机”就是经济危机及对应的生产—消费矛盾。显然，所有制问题是经典作家眼中化解生产—消费矛盾的首要问题，也是最艰难的一步，至于确立公有制后，如何确定公有制实现方式，实现有效率生产，则是第二位的；在将生产侧能达到的效率视为给定条件下，如设想公有制能解决分配问题，令消费追上生产，就能彻底解决生产—消费矛盾。

从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作为顶层设计的公有制构想要想完整解构生产—消费矛盾应立足于更一般化的生产—分配协调视角进行考察。传统认知中往往认为生产决定消费，特定所有制下的生产和产品拥有就决定分配结果，但这一论断是不完整的。经典作家提出生产—消费矛盾的立足点是劳动群众的贫困和生产剩余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简单的“生产=消费”公式。生产—分配协调问题的关键是，生产侧衔接着要素与产出，等量要素在不同生产函数下对应于不同的产出量；分配侧则衔接给定产出量与消费，公有制下的生产—分配协调存在多种可能的生产—消费平衡结果和表现形式。理论上至少存在两种极端情形：其一是在生产能达到高效率条件下，产品经由公平分配实现的高水平生产—消费平衡；其二则是在生产不能达到高效率条件下，短缺产品经分配得到的低水平生产—消费平衡。当然，我们能够设想存在大量的居间的生产—分配交互影响的生产—消费平衡水平。这就是说，公有制下实现生产—消费平衡已不是问题，但实现何等程度的生产—消费平衡还要看生产—分配协调的程度。

在19世纪尚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经验可以总结情形下，只能设想“社会将按照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到列宁时代和苏俄革命时期，从先前设想的“计划管理”进一步发展到“计划经济”，“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虽然对应文本仍着眼于分配侧，但“计划经济”设想已成为可操之于实践的具象化公有制实现方式。延伸开来看，它假设原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技术与资本及其他要素的结合及生产效率在公有制下应不受影响，甚至能明显超越，能确保公有制下的分配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性贫穷，而是“所有的人的富裕”。

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主要来自对公有制下生产—分配协调中生产侧效率的质疑。先前经典作家设想的“计划”或“计划经济”中提及要由“社会”来管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自然由政府作为全体劳动群众的代表来行使对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权限。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指出的“资本运动”的重要性一样，社会主义国家所获得的生产资料如处于静止态，它毫无意义；但要令生产资料进入生产函数，就要设想国家或政府作为中央计划者在组织生产资料进入生产函数并带来相应的生产效率。批评家认为，中央计划者管理下，因缺乏市场、缺乏竞争，就无法提供有效的成本、价格、利润信号，也无法比较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管理者的优劣，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侧难以实现高生产效率，较低的生产供给水平只能对应于低水平的生产—消费平衡结果，这与之前经典作家的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偏离。究其原因，从生产—消费矛盾到生产—分配协调，还需要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组织和激励问题，需要从公有制顶层设计拓展到有助于高水平生产—消费平衡实现的微观基础上。

生产—分配协调的微观机理

社会主义批评家指出的计划经济低效率观点侧重于微观市场运行层面，即中央计划者缺乏有效且足够的信息遴选出优秀的管理者，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能提供的信号判断生产组织效率并激励生产达到大生产前沿。因而，微观生产主体往往对成本不敏感，会导致普遍的“短缺”现象，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将之总结为“短缺经济学”。它揭示“短缺”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失误，而在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集合后果。如果我们按照微观企业的组织逻辑观察，可抽象认为作为中央计划者的国家扮演的是企业家角色。在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下，令企业家管理覆盖几乎所有产业、生产单元数量极为庞大、规模经济千差万别的经济主体，所需要的企业家能力条件过于苛刻了。这是直至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们所估计不足的，也是米塞斯等社会主义批评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核心。批评家的逻辑是，公有制实现需要政府计划，而政府计划又面临“生产核算”问题，因不能实现“生产核算”就导致生产低效率，那么，反向推论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行，这是批评家从微观机理上给予的分析。纳入信息条件后对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分析视角当然是有洞见的，但其逆推的分析结果却并不完整。

一个一般化的微观基础切入点是企业家组织生产从而决定生产效率的角度。在马克思时代，因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因而“资本家”和“企业家”合一，“资本家”式“企业家”是为自己的资本增殖而奋斗，理论上并无特别抽象“企业家”的需要。但在资本集中和公司制企业大量出现后，企业家角色更多由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人承担，非业主型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目标和作用已大不相同，对“企业家”作用的抽象变得极为重要。它可以从企业家生存性和注意力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前者指在给定企业规模下，其经营企业利润达致乃至超出竞争性水平的程度，后者则为在使所经营企业获得不低于竞争性水平利润条件下所能经营企业的最大规模。社会主义批评家所提出的“经济核算”问题，其抽象表达就是由中央计划者充当企业家的注意力水平用覆盖所有生产资料和微观生产单元，它超出自然人及自然人集合（政府）所能达到的最大化注意力水平，因而必然是单世代内非效率的。相对应，由企业家组织生产并以所经营企业规模不超过其注意力水平就能实现单世代的生产效率；而且，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市场竞争会强制披露成本、价格和利润信息，自动解决“经济核算”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私有制对应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附于活生生的自然人，而自然人必然要将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世代之间传承，企业家才能的随机分布特征和高注意力水平、企业家的极度稀缺性，意味着单世代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将在跨世代内变得低效率，出现单世代效率与跨世代非效率共存情形。而且，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必将在跨世代内通过经济基础侵入政治领域、影响上层建筑，形成日益稳固化的生产—消费失衡。相比较，公有制条件下则力图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来规避跨世代传承问题，实现动态的企业家遴选与生产要素适配，既着力解决跨世代非效率问题，也化解私有制下不同世代长存的生产—消费矛盾。但马克思观察到而批评家有意无意忽视的正是私有制下生产资料代际传承引致的跨时代非效率问题。《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最先进的国家可采取的前三条措施中，“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并不仅仅意味着要在分配侧将生产资料导向生产—消费平衡，而是着眼于非效率传承问题。

由以上微观经济分析可知，计划经济批评家指出的“经济核算”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能解决信息披露和企业家遴选问题，由企业家组织下诸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直至其经营企业规模达到注意力水平边界，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大方予以承认的。单一企业之外，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悖论在于，企业家与诸要素的结合如依托于私有制，就极大概率在跨世代传承时出现非效率，这是我们认为米塞斯等人的分析方法正确，但结论并不完整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私有制下的生产—分配协调以分配侧之生产—消费矛盾为爆发点，但也在长期内推动生产侧低效率，出现生产—分配不协调、不稳定的结果。但米塞斯批评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是有道理的，它能实现生产—消费平衡，但却首先导致生产侧单世代低效率；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它设想得更长远——是要实现跨世代效率以及长期内的高水平生产—分配协调。只不过，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尤其是在认识到“两个毫不动摇”后，中国结合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才彻底为公有制顶层设计提供了充分的微观基础，给出了实现高水平生产—分配协调的正确路径。

“两个毫不动摇”实现生产—分配协调的经验与启示

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唯公有制时代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认知，再到“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提出和深入认识，实际上就是破解单世代效率与跨世代效率冲突，以生产—分配协调完整解构生产—消费矛盾的实践过程。它吸纳了社会主义批评家侧重信息的分析方法，填补了经典作家来不及阐明的公有制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微观基础，探索出了以生产—分配协调实现高水平生产—消费平衡的康庄大道。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既要注重矫正跨世代非效率带来的长期外部性，更要注重企业家注意力资源的开拓性和节约性使用。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从着力破解超大规模农户与土地适配的注意力约束出发，探索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实现形式推进土地公有制下的农村改革，在农业领域破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从“放权让利”到“抓大放小”和“关停并转”实现公有制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以节省作为企业家的政府的注意力资源，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虽然客观上有保留在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行业垄断性存在的动因，但公有制经济向强规模经济、高资本构成行业的集中更是因为它可以节约有限的企业家注意力资源。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组织模式，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方式来节约企业家注意力成本，另一方面努力通过科学合理的企业家培育和遴选机制筛选任命高注意力水平企业家，以更宽的注意力边界拓展和节约性使用为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要以“两平一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公有制—非公有制组合的更高生产—分配协调水平。在过去，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发展，既是因为就业、增长和赶超的发展需求，也是因为竞争性市场能动态、快速地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迭代和变迁，使得经典作家担忧的跨世代非效率问题明显弱化。在技术革命和市场扩张条件下，旧有产业和新兴产业边界在不断动态变化，竞争性的增强推动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边界在旧有产业中内移，新兴产业涌现又使得这一边界趋于拓展，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所有制焦虑”，激励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增多以及跨世代非效率问题的不断削弱，就可以更充分地激励蕴藏于民间的企业家资源自主组织生产并获得单世代效率。同时，非公有制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垄断性国有企业提供强制披露、可用于核算的成本等信息，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公有制下的“经济核算”问题，实现生产侧和分配侧兼顾下的更高生产—分配协调水平。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孙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