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科技创新走进工程体系

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正在快速推进，技术演进速度显著加快，新概念、新产品、新方案不断涌现。但在现实运行层面，一个日益突出的矛盾正在显现：能够在实验室、示范项目中展示性能优势的“先进技术”很多，真正进入工程体系、成为城市运行和产业系统稳定组成部分的却并不多。

这一现象并非源于技术供给不足，而更多与技术落地所面临的工程约束有关。工程体系强调安全性、可靠性、连续运行和可复制性，其评价逻辑并不以单次性能展示为中心，而是以是否能够进入设计、施工和运维流程为核心。大量新技术在性能指标、算法能力或单点效率上具备优势，但在进入真实工程场景后，往往需要同时接受结构安全、系统集成、施工组织、运维周期和成本约束等多重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否能够被工程体系“接住”，往往成为决定其长期命运的关键。

建筑领域是观察这一问题的典型场景。一方面，建筑直接关系城市运行安全、公共服务供给和能源消耗结构，是技术应用约束较为复杂、容错空间较小的领域之一；另一方面，随着能源结构转型和城市更新加速，建筑本身正在发生功能重构，由单一的空间载体逐步转向能源、制造和数字系统融合的平台。建筑革命与能源革命在这一领域交汇，使得技术能否工程化、系统化、长期化，成为绕不开的现实命题。

在这一背景下，建筑光伏一体化（下文简称“BIPV”）逐渐受到关注。不同于简单的设备叠加或附加式改造，BIPV尝试将发电功能、建筑结构和围护体系融为一体，使建筑从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消耗终端，转变为城市能源系统的组成单元。这一技术路径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是光伏效率本身，而且在于能否在满足建筑安全、耐久性和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实现稳定运行和规模化复制。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技术是否具备工程化能力，开始成为决定其能否持续应用的现实分水岭。技术是否具备工程化能力，是否能够嵌入既有标准体系，是否能够在长期运维中保持性能稳定，往往比单次示范效果更具决定性意义。这也使得工程型、系统型创新与以快速迭代为特征的轻资产创新，在逻辑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位置。工程型创新往往投入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集中，对组织能力、资本耐力和系统协调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单纯依赖市场自发选择，容易导致技术路径在短期竞争中频繁摇摆，难以完成定型。国有企业在工程组织、标准体系和长期投入方面具备制度优势，使其成为连接技术供给与工程体系的重要中介力量。

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本次调研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观察窗口，围绕珠海的智能制造基地和深圳的建筑光伏一体化示范项目展开。两地调研均位于技术应用和工程实施的一线，涉及制造体系、建筑工程和城市运行等多个层面，为分析科技创新如何跨越“示范—工程—运行”这一关键门槛，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

从调研现场出发：如何重新理解当下的“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看国企”科技创新专题调研组于2026年1月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围绕中建兴业科技创新实践展开，行程先赴深圳、后至珠海，重点考察建筑光伏一体化工程项目和智能制造基地，从工程端与制造端两个层面，系统了解国有企业推进科技创新落地的现实路径。

在深圳，调研组实地参观了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该项目是前海片区的重要公共建筑和文体综合体工程，体量大、功能复杂，对建筑安全、能源系统和长期运维提出了较高要求。项目中，由中建兴业体系下的远东绿能承担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相关实施工作，将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围护结构、立面系统进行整体设计与集成，是建筑革命与能源革命交汇背景下的典型工程实践。

调研过程中，项目方围绕前海冰雪世界在设计阶段如何前置考虑光伏系统与建筑结构的协同关系，如何在施工阶段统筹防水、防火和结构安全要求，以及如何在后期运维中实现能源系统的稳定运行，向调研组进行了系统介绍。从现场情况看，该项目并未将BIPV作为附加功能处理，而是将其纳入建筑整体工程体系之中，使能源系统成为建筑长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BIPV在复杂公共建筑场景中的工程属性。相较于单纯追求发电效率或示范效果，项目更强调系统可靠性、工程安全性以及全生命周期运行的可控性。调研组通过现场踏勘和交流，对BIPV在真实工程条件下面临的技术整合难度、标准约束和组织协调要求，有了更加直观和具体的认识。

完成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调研后，调研组前往珠海实地探访中国建筑远东珠海智造基地。该基地是中建兴业体系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重要布局，重点展示了企业在制造流程优化、装备集成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科技创新实践。调研内容涵盖生产线组织方式、关键工序控制以及制造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机制等方面。

与深圳工程项目形成对照，珠海智造基地更多体现了科技创新在制造端的工程化形态。相关企业并未将展示重点放在单一设备或某项技术指标上，而是系统介绍了如何通过制造组织方式和工艺体系的持续优化，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稳定、可复制的生产能力。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到，智能制造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短期效率提升，而在于通过体系化设计降低运行波动，提高整体可靠性。

通过对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和中国建筑远东珠海智造基地的连续调研，可以清晰看到科技创新在工程端与制造端的不同呈现方式，也为后续从更高层面分析工程型创新的特点和制度条件，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两场革命叠加下的城市选择：建筑如何成为能源系统的一部分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审视本次调研所涉及的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实践，可以发现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某一项技术应用，而是处在能源革命与建筑革命叠加推进的关键节点。这两场变革在城市尺度上的交汇，正在重塑建筑的功能定位，也在深刻影响未来城市运行方式的基本逻辑。

长期以来，建筑领域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明确但相对单一的角色，即提供空间载体和使用功能。在这一传统模式下，建筑被视为能源系统的“终端用户”，其主要任务是降低能耗、提高使用效率，而能源生产与调度则被视为建筑之外的系统性问题。然而，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能源结构转型持续推进，这种将建筑与能源系统割裂对待的模式，正面临越来越明显的约束。

从现实数据看，建筑及其运行过程长期占据城市终端能耗的重要比重，直接影响城市能源安全、运行成本和减排目标的实现。这种“半壁江山”的能耗结构，使得单纯依靠集中式能源供给和末端节能改造，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要求。城市治理由此面临一个根本性选择：建筑是继续作为能源消耗的被动对象存在，还是转变为能源系统中的主动参与单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BIPV的意义开始显现。与传统意义上“在建筑上安装光伏设备”不同，建筑光伏一体化强调在建筑设计和工程实施阶段，将光伏系统作为建筑功能的一部分进行整体统筹。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种功能重构：建筑不再只是消耗能源的物理空间，而是具备一定能源生产能力、能够参与城市能源系统运行的基础单元。

这种重构对建筑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光伏系统必须与建筑结构安全、防水防火、围护性能和使用功能高度协同，其运行状态也必须纳入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之中。换言之，BIPV不是一个可以“后期加装、随时替换”的附属设施，而是一项需要在工程层面前置考虑、在运行层面长期维护的系统工程。这一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市场化扩散完成定型，而必须依托具备工程组织能力和长期责任机制的主体推进。

从城市运行逻辑看，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评价标准的变化。传统建设模式下，建筑项目决策往往以短期建设成本为主要依据，强调初始投资控制和施工效率。在这一逻辑中，许多具备长期价值的技术方案，容易因初期成本较高而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然而，当城市发展目标从“快速建设”转向“长期运行”，评价重心就不可避免地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综合效益转移。

BIPV所代表的，正是这种评价逻辑转变下的技术路径选择。其优势并不完全体现在建设阶段，而更多体现在运行阶段：通过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持续提供能源供给，降低外部能源依赖，平抑运行成本波动，并提升城市能源系统的整体韧性。这类价值，只有在拉长时间尺度、引入运行视角后，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从调研所见的工程实践来看，这一逻辑已经在部分公共建筑和示范项目中开始显现。无论是在深圳大型公共建筑中将BIPV系统前置嵌入建筑设计，还是在制造端为其提供稳定、可复制的产品和系统支撑，其共同指向都是：通过工程化和体系化方式，使建筑逐步具备能源属性和运行价值。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选择的结果，更是城市治理理念调整的体现。

在能源革命与建筑革命叠加推进的背景下，城市实际上正在做出一种结构性选择：是继续沿用以一次性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还是转向以长期运行和系统协同为导向的现代化路径。BIPV并非这一选择的唯一答案，但它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揭示了建筑如何从能源系统的“负担项”，逐步转变为“参与项”和“支撑项”。

从更长周期看，这种转变的意义不止于节能减排本身，更在于为城市未来运行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当建筑能够以工程化方式融入能源系统，城市运行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将随之提升。这正是两场革命在城市尺度上叠加推进的深层逻辑所在，也是本次调研所揭示的重要现实背景。

从“内卷困境”看制度约束：工程型创新为何难以扩散

在前述调研所呈现的工程实践基础上，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工程型、系统型创新在技术路径和长期价值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其扩散速度和应用范围却明显受限。这种受限，并非源于技术本身不成熟，而更多来自现有制度环境与工程型创新特征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从工程实施的现实机制看，当前相当一部分建设项目仍然以低价中标作为核心决策依据。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招标和评标阶段，初始建设成本往往被赋予过高权重，而对运行周期、维护成本和系统稳定性的考量相对不足。这种机制在控制短期财政支出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当其成为主导性标准时，便会对技术选择产生明显的导向效应。

对于BIPV等工程型创新而言，这种导向的影响尤为突出。相关技术在设计阶段需要前置投入，在施工阶段需要更高水平的系统集成，在运维阶段则依赖长期稳定运行来释放综合效益。如果仅以一次性建设成本进行横向比较，其优势很难在招标环节得到体现，甚至在形式上处于不利位置。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方案“不经济”，而是评价尺度与价值实现周期之间存在明显错配。

进一步看，这种错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长期形成的初始成本导向密切相关。在传统建设逻辑中，项目成功往往被等同于“按期完工、控制投资”，而运行阶段的绩效更多被视为后续管理问题。这种割裂式的责任划分，使得建设阶段的技术选择难以充分反映运行阶段的真实需求，也削弱了对长期价值的制度性关注。

在这一机制下，工程型创新即便在安全性、耐久性、能效水平和运维成本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也难以通过现有决策体系形成竞争优势。从调研所接触的工程实践看，其结果并非某一类技术被暂时搁置，而是工程领域在技术路径选择上整体趋于保守，创新活动被压缩在低风险、低投入、短周期的框架之内。这种趋势，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约束并不等同于市场竞争本身的问题。市场竞争在推动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问题在于，当竞争规则过度聚焦单一价格指标时，便会放大短期优势、压缩长期价值，使得真正依赖系统集成和长期运行的创新路径难以获得合理评价。换言之，当前面临的并非“竞争过度”，而是竞争维度单一化的问题。

从调研所见的工程实践出发，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一困境的制度根源。无论是在建筑光伏一体化项目中，还是在智能制造体系内，工程型创新都需要跨越设计、施工、运维等多个阶段，其价值释放具有明显的时间延展性。如果技术选择机制无法覆盖这一完整周期，就难以对这类创新形成有效激励。

由此，问题的关键逐步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现有技术选择机制是否真正适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安全、可靠、可持续和长期效益，而非单一指标的最优解。如果制度安排仍然主要围绕短期成本和即时效果展开，那么工程型创新即便具备明确方向性，也难以在现实中形成规模化应用。

在公共建筑、示范工程等领域，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引入全生命周期视角，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这并不意味着放松成本约束，而是需要在成本控制与长期价值之间建立更加均衡的评价框架，使技术方案能够在真实运行条件下接受检验。只有当评价机制能够覆盖建设与运行两个维度时，工程型创新的真实优势才能被系统性识别。

从这一意义上看，工程型创新难以扩散，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并非企业意愿不足，而是激励结构尚未完全调整到位。破解这一困境，关键不在于简单否定现有规则，而在于推动技术选择机制与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度对齐，为具备长期价值的创新路径留出合理空间。

这一判断，也为下一步重新审视国有企业在工程型创新中的角色奠定了基础。在制度尚未完全适配之前，谁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担探索责任，谁就更有可能在产业演进中发挥关键作用。

国有企业的现实角色：在创造风口中把握产业演进节奏

在工程型、系统型创新面临制度约束和市场错位的现实背景下，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需要被重新理解。国有企业并非要替代市场作出技术选择，也不是以行政力量决定技术路线，其更为关键的作用，在于在不确定性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的创新领域，为产业演进提供必要的“托底”“定型”和“稳预期”功能。

工程型创新往往具有显著不同于轻资产创新的特征。一方面，其技术集成度高、工程复杂度大，单点失败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其价值释放高度依赖长期运行，短期内难以通过市场回报加以验证。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完全依赖市场主体自发扩散，技术路径容易在价格竞争和预期波动中反复摇摆，难以完成从“可行方案”向“产业标准”的转化。

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的首要功能，是为创新路径提供必要的托底能力。这种托底并非简单的资金支持，而是通过工程组织、项目实施和风险管理，将原本高度不确定的技术应用转化为可控的工程实践。通过在公共建筑、重大工程和示范项目中率先应用新技术，国有企业为工程型创新提供了现实试验场，使其能够在真实条件下接受系统性检验。

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还承担着推动技术定型的重要角色。工程型创新要实现规模化应用，必须经过反复实践、持续修正，并最终固化为可复制的技术方案和工程标准。这一过程既需要技术积累，也需要组织协调和标准建设能力。国有企业凭借其在工程体系中的枢纽位置，能够将分散的技术经验整合为相对稳定的技术路径，避免产业方向因短期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在产业演进中发挥着稳预期的关键作用。当市场对新技术的长期价值尚缺乏清晰判断时，国有企业通过持续投入和稳定推进，为相关产业链主体提供明确的方向信号。这种预期稳定，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配套企业和技术资源围绕相对确定的方向展开协同，降低整体创新成本，提高系统效率。

从这一意义上看，国有企业参与工程型创新，并不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对市场失灵环节的补充。当技术选择机制尚未完全覆盖全生命周期价值时，国有企业通过自身实践，为制度调整和市场完善争取时间和空间。这种角色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反复强调的“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高度契合。

核心功能的增强，体现在国有企业能够在关键领域承担起基础性、战略性任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则体现在其通过工程化实践，形成难以替代的组织能力、系统能力和标准能力。在建筑革命与能源革命交汇的领域，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工程型创新只有在具备稳定实施主体和长期责任机制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转化为城市运行和产业升级的可靠支撑。

因此，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现实角色，不在于制造短期风口，而在于在风口出现时，控制节奏、稳固方向，使创新不被过度透支，也不被过早放弃。这种在“创造可能性”与“保持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正是工程型、系统型创新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条件。

结语：为未来城市确立可持续的中国式工程标准

谈论城市天际线时，往往容易被其视觉形态所吸引：高度、造型、标志性轮廓，仿佛一座城市的雄心与现代性，天然凝结在那些最醒目的建筑之上。但从更长时间尺度看，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是否“站得住”的，并不是视觉奇观本身，而是支撑这些建筑长期运行的工程标准、技术体系与运维能力。

世界范围内被反复讨论的城市地标，无一例外都是工程能力的集中体现。哈利法塔并不仅仅意味着“世界第一高楼”，它背后是极端高度条件下对结构安全、能源系统和长期维护能力的综合考验；中银大厦以其“蓝莲花”般的形态成为香港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其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所体现出的工程理性与系统稳定性。城市天际线，从来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工程标准外化后的整体结果。

回到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语境，当前一批新地标正在快速涌现，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中，新建筑不再只是“更高、更新”，而是被赋予了更多关于能源、运行效率与系统协同的功能要求。建筑正在从单一空间载体，转变为城市能源系统、数字系统和公共运行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在这一过程中，以远东绿能为代表的企业参与到一系列复杂工程实践之中，其意义并不止于某一项具体技术的应用，更在于通过真实工程项目，把绿色能源、建筑安全与长期运行逻辑嵌入建筑本体。这种实践本身，正是中国式工程标准逐步成形的过程：不是依赖概念标签，而是通过工程体系不断校准、修正和固化。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以“能否长期稳定运行”来衡量城市品质的新阶段。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只是形态之争、规模之争，而是工程体系成熟度、系统协同能力与长期责任机制的综合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筑革命与能源革命的交汇，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义城市标准的重要窗口。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正在用工程体系，而不是口号，参与未来城市的定义。当天际线不再只是被仰望的对象，而成为可持续运行能力的象征时，中国式工程标准，才真正开始在世界城市版图中留下清晰而稳定的坐标。

调研报告执笔人：时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专家点评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

构筑国企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卢   俊

此次“高质量发展看国企”科技创新专题调研的行程充实饱满，步履所至，目光所及，看到深圳前海酝酿着冰雪奇迹的热土，看到珠海基地充满金属律动和智慧光泽的现代化生产线，看到中建兴业让人惊叹的技术图谱和产业雄心。这绝非传统意义上规模与速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深植于科技创新内核，重构价值、重塑形态、重返本源的深刻变革，对中央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有很好的借鉴和思考。结合调研所见所思，分享三点思考。

第一方面，中建兴业的创新图谱和特色实力。通过考察学习，看到中建兴业从一块玻璃到一栋低碳城市的跃迁，近距离看到远东幕墙、远东绿能在建筑光伏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孪生和后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切感受到中央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前海冰雪世界满足超大跨度与异形造型的美学要求，实现建筑外观和发电功能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中建兴业的创新创造实力，为大型公共建筑绿色低碳化提供可复制的样本。

参观远东智造珠海基地时，关注到用的是“智造”一词，而不是传统的“制造”。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焊接、智能仓储与物流系统有序运转，从设计图纸到构件加工的无缝衔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这体现出中建兴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将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这次实地调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科技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孤芳自赏，而是要在真实场景中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

第二方面，“建造”“智造”，迈向“创造”，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国有企业角色的重塑。一个国家的需求，一个行业的变革，带来一家央企的使命。中建兴业为我们观察传统产业央企如何孕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微观样本。我们看到一个新时代新国企，中建兴业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它的角色得以重塑。国企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更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者和引领者，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先锋队。传统印象中，建筑企业还是传统劳动密集、汗水挥洒的面貌。但这次看到截然不同的场景，看到融合尖端智能和节能技术的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看到赋予建筑呼吸和思考能力的智慧幕墙系统，也看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跃升的鲜明轨迹，看到产业逻辑的根本性重构与价值再造，中建兴业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工程承包角色，而是向“科技型、平台型、服务型”企业转型。这种面向重大应用场景的系统性创新，为新质生产力、高科技属性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第三方面，产业逻辑的根本性重塑和价值再造。以中建兴业为代表的新国企，正主动从产业链上的一个“节点”，向组织者、整合者、标准制定者的“生态主导者”跃迁。中建兴业价值创造的核心从完成一项工程，向提供一整套持续产生环境和经济效益转变。从现代企业体系重塑的角度来看，中建兴业原来只是链条上的一个节点，现在成为生态主导者。原来幕墙在建筑行业很细分的板块，中建兴业从建筑行业产业链的一个节点，变成行业的组织者和整合者，变成标准的制定者，重塑为生态的主导者。从纵向角度来看，就是强化产业链的控制力和韧性，能够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从同行业来看，中建兴业规模不是最大的，但是科技创新水平却走在前列。横向拓展方面，催化边界融合和新业态。前海冰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跨界的综合体，它是“建筑+文旅+高端智造+低温工程”的跨界体。中建兴业正是凭借着资源整合的优势和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经验，成为这种跨界融合的链接体和试验场，不断地催发新业态、新模式。

生态构建方面，从竞争到共生共赢。中建兴业和其他工程局、研究院、专业设计公司、材料供应商形成了创新联合体，推动整个行业的繁荣和跃升。这种从行业节点到行业生态的转变，体现出国有企业可以超越单个企业和项目，构建健康的、先进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生态保护，在更高维度践行中央企业的经济责任、创新责任、社会责任。

中建兴业正在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以科技创新为魂、产业升级为体、价值共创为用，深刻地回答中央企业何以立身、何以自强、何以报国的时代之问。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原副书记、工会主席

大湾区战略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李   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建筑行业中就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能源与建筑的融合，科技创新和场景引领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这是融合化生动的案例。还有一个，中央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重要机遇，企业能够大有作为。

大湾区为国企带来的机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相继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中央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十四五”的“支持形成”到“十五五”的“加快建设”，这一战略升级不仅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关键布局，更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深远谋划。大湾区以“产业创新引擎”为核心定位，凭借7.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集群优势和“深圳—香港—广州”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实力，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路。这里既有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的科研支撑，又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保障成果快速产业化，这种“研发+产业”的协同优势，成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依托。

大湾区背靠内地超大规模市场、面向全球开放合作的独特区位，使其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够推动大湾区既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又依托“一带一路”合作网络，将自主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这种规则衔接的深化让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高效流动，既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又为全球创新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央企在大湾区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要做战略引领者、创新平台建设者、产业升级推动者、跨境合作桥梁、制度创新探索者，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特别是做产业升级的“引领者”。发挥央企在产业链中的龙头作用，推动大湾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强化大湾区“产业创新引擎”功能。

搭建国际合作的“桥梁纽带”，是大湾区高度国际化的优势，央企应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全球配置。一方面，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和合作平台，将大湾区的创新成果与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相结合，支持企业“拼船出海”；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全球顶尖科研团队和技术资源，例如中建兴业的建筑光伏一体化、复杂双曲幕墙技术，由23566个玻璃幕墙单元构成的迪拜哈利法塔外立面工程，以及在新加坡等国发展很多好的案例。

身处大湾区，央国企应当如何发展，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中建兴业身处香港，香港高校为企业提供了重要帮助，它们深耕基础理论研究，是企业发展离不开的。我们的优势在于以项目为主体的生产线，可以将香港高校的技术转化为应用，推动其向大湾区进行转化落地。这也是大湾区成为独特科技中心的特色所在。

中建兴业模式的标本意义

作为传统产业，在大湾区依靠科技创新的道路怎么走？应该采取何种市场模式、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中建兴业的远东绿能模式标本意义，就是传统产业在大湾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我们身处大湾区科创中心,又是传统产业，定好位很重要。如果不关注传统产业，都搞数字化、互联网，那传统产业的亮点就没有了，生存下去也很艰难。我认为中建兴业模式正在形成五大特征。

第一个是产业创新。传统产业如何创新？建筑行业如何创新？我们是围绕主责主业的创新，而不是踏进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其他行业。通过传统产业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将新能源和建筑相结合，是建筑行业的升级。建筑和新能源融合发展，不是简单一体化，是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这是一个亮点。

第二个是市场创新。建筑行业存在一个趋势，就是大家都搞内卷。但我们要从恶性竞争中走出来，通过高质量的产品来引领消费、引领市场，通过高质量的建筑、高品质的市场，来引领高品质的消费。企业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产品走出原本的旧路子，走向科研、走向创新。

第三个是模式创新。将建筑和新能源跨界实现融合发展，从而开辟一个碳中和建筑新时代，这在未来将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的核心支撑，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闭环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第四个是路径创新。中建兴业以场景驱动来引入科技，这是“从0到1”突破的主要路径。企业作为平台为高校提供场景和支持，与华中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开展合作，通过别人的技术来引导自身发展。场景创新可以把大湾区的资源、人才借用过来，形成科技创新和场景创新相结合的双驱动的模式。

第五个是区域创新。电力问题是发展的保障，大湾区的新能源电力供给是新路，更何况还是绿电。把大湾区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优势拿过来，用绿色能源打造美丽的大湾区，也是在这个区域内的特殊创新。

中建兴业的模式是一个产业创新、市场创新、模式创新、路径创新和区域创新融合化的新模式。在大湾区，国资央企也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很多人不看好建筑行业，而我们却在大湾区引领传统行业走出一条新的生态经济发展道路。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企业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