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当前，面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从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找定位、找方向、找基点，深刻认识肩负的责任使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模范带动作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经济是率先实施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主导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

以提质增效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和完善“一利五率”指标体系，推动利润总额增速要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要实现进一步提升。加快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科技创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要素治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中之重是加快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全方位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打造精干高效的组织和运行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管理体系，提高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不断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有效供给，使国企制造、国企服务、国企产品成为让人放心、受人尊敬的高质量标识。

以优化布局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部署要求，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使国有经济在战略安全、公共服务领域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在基本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更加充足，在战略性前瞻性新兴领域的发展动能更加强劲，不断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整体功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需要彻底打破“门户之见”、摒弃思维定势，稳步推进市场化重组，加强央企之间、央企与地方国企之间、企业内部成员单位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扬长补短。需要推动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制度化、长效化，建设有特色、有活力、有“绝活”的现代新国企。

以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体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着力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完善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监管，提高国资监管效能，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同时，要全面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通过深化改革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切实履行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加速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重要行业集中，持续增强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塑造核心竞争力。

以防控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底线。面对“疫情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国有企业要树牢、践行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主动创稳、主动创安，加快健全覆盖企业战略规划、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安全稳定等各领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全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及时有效化解投资、债务、金融业务、境外经营等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二是强化企业海外利益安全，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维护境外资产和员工人身安全。三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把风险防控嵌入业务流程各环节，增强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内控体系有效性，确保各类风险可控在控，促进企业稳健发展。企业经营管理中，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四抓四增强”行动，即：抓关键、抓制度、抓一线、抓岗位，增强全员安全意识、风险防范意识、隐患排查意识和规范操作遵章守纪意识，坚决筑牢守好安全生产堤坝。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从根本上说，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新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构建以实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工作体系，一体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坚定创新突破信心，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大新一代AI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低碳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光电芯片、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锻长，建立标准、树立品牌，优化商业模式，提升产业生态塑造能力，进一步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

促进自主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坚决把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打造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切实解决好创新与应用“两张皮”的问题，努力打造科技攻关重地。应该抓好“三个充分发挥”。一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紧紧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参与，大力推进科技攻关，掌握更多拥有版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优势，探索建设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主动开放应用场景，探索在重大项目、重点工程谋划阶段明确自主可控目标，在应用过程中不断促进技术产品的完善和迭代升级，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快车道。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各类创新资源统筹，以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为依托，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效率大幅提升。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挥国有企业投资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牵引作用，有效提升国内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的粘性、协调性和安全性，进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在“补链”上下更大功夫，紧扣我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行动，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进程中发挥国企作用。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更多“国企方案”。在“强链”上下更大功夫，立足优势领域，练就更多独门绝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分门别类、因企制宜，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大力推进服务型、共性技术平台建设，重点通过培育大中小微融通创新平台和基地，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对接和各层次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和系统集成，形成良好的产业链技术流动机制。在“固链”上下更大功夫，构建融合畅通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骨干国有企业，务必加强对新兴产业、种子产业、未来产业链群研究，通过搭建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突破产业发展瓶颈，进而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把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在“拓链”上下更大功夫，加大对国外先进制造业的并购力度，推动技术溢出与创新要素加速回流，以高质量的“引进来”“买进来”提升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在产业链关键技术领域的掌控能力。要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势，吸引跨国企业将其研发部门、尖端产线等高技术环节留在我国，共同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协同降低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引导产业回流的压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作为“国之重器”，必须切实维护与现代化建设、国际化进程相适应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促进供需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上发挥主导作用，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促进国内供给、需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在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上发挥支撑作用，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建立应急物流体系，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上发挥带动作用，积极对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助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梯次和模式差异，充分发挥东部加工贸易集群省份（如珠三角、江浙沪）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加工贸易产能向邻近省份转移；引导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向中西部省区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需要身先士卒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重点业务同步转移，降低制度性、地域性交易成本和全社会物流成本，共同打造高标准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增强全国统一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促进迭代升级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一招就是实现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工业化”，其中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是必由之路。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责无旁贷的主体力量，必须以国家优先发展战略规划为先导，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支撑，依托统一大市场优势和海外拓展经验优势，吸引好、盘整好、利用好全球资源要素，有效有力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一方面，骨干国有企业要率先示范，加快技术改造、转型升级，重点是转化经营理念和方式，实现发展模式、赛道的及时切换，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领先地位和竞争力优势。国有企业本身还需要突出主责主业、做精专业，集中精力把主营业务做精做细，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者，坚决退出非主业、非优势领域，将资源向优势领域、前瞻领域倾斜，切实提升专业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摒弃“独角戏”奏好“交响乐”，尽快破除一域一业壁垒，落实好工信部、发改委的“携手”行动，着力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态，大型骨干企业示范带动中小企业做强做优特色产业 集群、专优特新产业集群，增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关键环节配套能力。再一方面，重点围绕战略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积极培育布局战略性、前瞻性、景气度高的产业，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兴产业集群，培养新的利润增长极，形成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新引擎。

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重要战略举措，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开放发展理念的最新实践，体现了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也对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要积极参与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积极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领域、新渠道。结合当前我国对外开放中存在的短板问题，以及新征程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参照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新情况新问题，能够看出，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优质商品、现代服务贸易、要素跨境流动的自由有序上，体现在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安全、抗风险的能力上，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体现在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程度和能力的提升上。具体来看，需要做强向东开放通道、做实向西开放通道、做大向南开放通道、做优内陆开放通道，全面参与内陆综保区等开放平台建设，有效推动珠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具体推进过程中，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确保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实、更好、更长远。

“更稳”重点是畅通合作渠道，防范化解境外项目的各类风险。针对近年来欧美主要经济体提出的“去风险”“去中国化”等脱钩论，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全面的战略预判，利用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做足功课、做实文章，积极应对五花八门的、以“脱钩”为名的打压制裁。同时，要理性看待外资回撤和我国制造业产业外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桥梁，逐步扩大与外迁区域（如东南亚、南亚、拉美等）在基础设施、医疗、服务贸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力争做到“墙内品牌墙外香”，有力提升“中国制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品牌竞争力。

“更实”重点是增强合作动能。把握好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达成等机遇，创新投资合作发展的模式，全面抓好中国企业“走出去”、本地化、区域化，在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和规避，有效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发展水平。要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重点，优化产业全球布局，创新投资合作方式，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重点完善境外生产服务网络和流通体系，支持跨境金融、咨询、财会、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务国际化发展，向投资目的地输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骨干企业需要进一步参与国际层面的投资合作机制建设，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与再造，提高“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品牌”的硬核实力。

“更好”的重点是促进我国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地位和话语权。坚定走好国际化经营方向，完善面向全球的生产服务网络，通过对外投资并购、优化全球布局、打造国际品牌，强化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力、掌控力、塑造力，增强主动运用、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能力，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带动中国先进制造、技术、标准和服务共同“走出去”，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

“更长远”的重点是推动国家层面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健全境外投资服务、监管和风险防控，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提高合作成效，不断取得双赢多赢的合作成果，积极建设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实施更多的民生工程，助力“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

（作者为澳门南粤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乔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