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当前，虽然全球开始施打的疫苗数十种，产能可观，然而，在传染病面前，人类精心构筑的文明防火墙依旧不堪一击，原因在于总有一些国家心怀鬼胎，各扫门前雪。

本书作者、微生物学家，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教授约书亚•S.卢米斯指出，人类历史上曾遭遇过很多传染病。本书之所以仅仅聚焦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十种，主因是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么最大，造成巨大死亡，如鼠疫造成2500万至1亿人丧命，天花致死总人数超过10亿人，黑死病夺走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肺结核病在几千年中感染并杀死了10亿多人，1918年大流感5000万至1亿人死亡……要么病症给人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如黄热病、脊髓灰质炎、艾滋病等。可以这样说，越是造成重大感染死亡的传染病，越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贫富贵贱，也不会因为所谓的文明而有所不同。就眼下来看，新冠肺炎对富国造成的死亡一点不比其他贫穷国家少。导致这样的结果既是因为病毒无情，也因为一些国家的傲慢。

传染病倒逼人类的发展进步

如果说历史是所有因素的总和，那么各种因素力量越大，其对历史的影响自然越大。本书撷取的大多数传染病动辄造成数千万乃至数亿人口的“无差别”死亡，人类历史想不因此而有所改变都不可能。

今天，我们得知导致传染病主要是因为病毒和细菌。不过，无论人类多么讨厌或者害怕病毒与细菌，二者一直是人类“忠实”的“老朋友”。

回顾人类的历史，就像是一部传染病史。《病毒星球》（广西师大社2019年4月版）一书曾指出，“根据科学家计算，在每升海水当中，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的31次幂个病毒颗粒”。病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人类的进化也得益于病毒，人类基因中包含远古病毒基因，正是因为“一亿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被一种病毒感染，获得了最早的合胞素蛋白，于是产生了最早的胎盘，变成了最早的哺乳动物”。至于细菌更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人类在进化中适应了与众多细菌共生。

随着人类对传染病认知的发展，人类在抗疫的被动应对中，自身也实现了发展进步。不妨以科学为例。正是了解传染病需要，人类发明了显微镜，第一次对导致传染病的微生物有了更为直观的观察；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早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一词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1910年，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正是通过隔离，扑灭了东北鼠疫；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发明的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重症监护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已成为现代医院的标配；1942年问世的青霉素，掀开了人类与细菌斗争新篇章……

人类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卫生认知特别是水源卫生的进步同样瞩目。虽然今天的艺术作品中将古代罗马城邦描绘得像是人间天堂，但如果历史真的可以穿越，我们会发现，古罗马的街头臭气熏天、蚊蝇肆虐。正是通过对传染病的研究，人们不断摸索卫生举措。1596年，欧洲开始进入漫长而又恐怖的“黑死病”时代。正是这年，英国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了直到今天仍造福于人类的抽水马桶。上世纪初，法国人经过8年的挫败和超过2.5亿美元的支出，特别是超过20000名工人由于泥石流、事故、暴力以及（最主要的）疟疾和黄热病而丧生，不得不退出巴拿马运河项目。美国之所以成功完成后来的60%工程量，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古巴根除了黄热病，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疟疾的发病率”的高加斯博士来到巴拿马，继续发扬他的成功经验。

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本质上正是源自传染病倒逼的结果。

传染病是人类丑恶面的照妖镜

传染病毫无疑问可以改变地缘政治力量均衡，特别是斗争双方力量。

1346年，当远征欧洲的蒙古军队将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向久攻不下的黑海城市卡法时，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改变双方力量均势的“生化武器”。这种所谓的战术，在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广泛应用于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陆。欧洲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总是大书特书，如果这段历史由印第安人书写的话，很可能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史—“天花在一些地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并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历史上，鼠疫曾流行七次，其中前六次均源于印度恒河流域。英国殖民统治者并非不知鼠疫的危害性，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愈演愈烈的鼠疫漠然视之，这被公认为鼠疫疫情暴发后迅速扩散，并传播国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染病每次出现，各种谣言几乎也会漫天飞舞。谣言不只是寻常百姓荼余饭后的谈资，在传染病期间往往可以杀人。许多人只知道法西斯迫害犹太人，事实上，比法西斯早得多的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便被欧洲人指责为散布黑死病的根源。众所周知，抗疫是医学科学问题，然而，现实中政治凌驾于科学的现象并不鲜见，且一再重演。上世纪60年代，当波兰裔美国研究员阿尔伯特•沙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并在前苏联及其盟国广泛种植且取得明显成效后，美国不是虚心接纳，反倒“最初对他的结果和疫苗持怀疑态度，而非赞扬。他的疫苗被视为‘共产主义’疫苗”。科学在这里已被异化为冷战时代政治角力的武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疟疾（和黄热病）每年造成了大量非洲原住民死亡，但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疟疾帮助了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免受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害。这种保护在19世纪后期戛然而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奎宁这种救命药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新药的发明表面看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谁又能注意到这对有的人会是一种灾难呢！

传染病对人类未来提出的挑战

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身上被消灭，我们人类所知的最大灾害，每个世纪都造成亿万人死亡的灾难，已经消失了。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十分伟大的消息，不过也仅此而已。新冠疫情的快速扩散与在一些国家的反复暴发表明，疫情防控不宜穿新鞋走老路。相比历史上传染病的蔓延速度，1918年大流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亚洲、欧洲和美洲，其原因就在于“新建的铁路和金属蒸汽船”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也就是说，造福于人类的新型快速交通工具，有时也会成为传染病传播的快车道。今天的交通工具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快速精准控制疫情更为紧迫。而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从本书梳理的传染病历史规律来看，大多数传染病确实可能会自行消失，但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漫长时间，人类还必须重复历史悲剧，付出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

纵容病毒肆虐，与纵容杀戮无异。然而，当欧美国家理直气壮地大肆囤集新冠疫苗时，世界卫生组织一再提醒，许多穷国被遗忘，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购得疫苗，也缺乏足够财力采购疫苗。当率先大面积接种疫苗国家疫情开始稳定并下降时，那些缺乏疫苗的国家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在新冠病毒依旧肆虐的今天，疫苗接种正在与病毒展开赛跑。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曾经指出：“全球抗疫是一盘棋，世界的疫情取决于控制得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最好的国家”。知道这个逻辑的显然不独张文宏一人，但这一逻辑要想成为各国共识和自觉行动，从目前看显然尚需时日。

透过本书我们得知，人类战胜疫情有经验可循，前提是各国积极配合，把扛起抗疫大旗责任交给专家学者，让科学回归顺应科学规律本身，唯此，人类才可能早日走出新冠疫情阴影。

（作者为独立书评人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