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兵器工业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建成门类齐全、专业配套、比较完整的兵器工业体系，为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和历次战备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第二次创业。

文＝于学驷

全国解放后，兵器工业将解放区的兵工厂与接管的原国民政府的兵工厂经过初步的整理、改组，调整为45个，员工仍保留10万人，这是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基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党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兵器工业加快建设的步伐，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制订了陆军兵器装备体制，提高了武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新建了一批生产重型和特种武器装备的工厂和科研机构，1959年实现了我国陆军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国产化，结束了中国陆军武器“万国牌”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和动员生产线的建设，建成门类齐全、专业配套、比较完整的兵器工业体系。1990年拥有企事业单位463个，员工约100万人，能自主设计、研发、生产各种门类现代武器装备，为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和历次战备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第二次创业。

强兵卫国，建立现代兵器工业体系(1949-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兵工是由各大军区或地方政府领导和管理的, 华北有12个工厂，中南有5个工厂，东北有17个工厂，华东有4个工厂，西南有10个工厂。1949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兵工减产转业会议，决定大幅度削减1949年武器订购计划。兵器工业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多数工厂停产半停产，或转产民用产品。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加强炮兵和工兵；加强包括军火工业在内的后方勤务工作，以及建立空军、海军的力量；尽快建立国防工业，生产出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重工业部，陈云副总理兼部长，人民兵工的三位领导人何长工、钟林、刘鼎任副部长，兵器工业划归中央重工业部集中统一领导。

兵器工业从1952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整合原有企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以苏联武器型制统一我国陆军武器装备；试制一批重型武器，结束中国不能生产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的历史；轻兵器实现制式化、国产化，结束“万国牌”的历史。兵器工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作出了贡献。

1950年7月，刘鼎和杨立三对华北、东北、华东、西南各大行政区兵工厂进行了调研，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兵工建设总方针》的建议。建议中计划对全国的兵工厂进行整合，将分散在边远地区的向大中城市、交通方便的城市集中，组建大型兵工企业；突出兵工主业，把所管辖的钢铁、电力、农机等企业移交相关工业部门；办职工学校，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过调整，组建了33个兵工厂，职工人数由10万人压缩到6.7万人。

这次技术改造，以苏式武器为标的采用了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增加了大型精密设备，增添了理化、计量、靶场鉴定仪器等成套检测仪器；以单机传动机床代替悬挂式皮带传动机床；建立了煤气站、空气压缩机站；补充了表面处理、锻造、冲压、焊接等工艺设备；加强了工具、机修等技术后方力量；炮弹装药由柱装药改为螺旋装药；硝化棉由人工搅拌改为机械搅拌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减轻了劳动强度。这批技术改造项目,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至1955 年上半年，用了3年时间完成。试制苏式装备时，聘请了约150名苏联专家作技术指导，苏联提供了380种兵器生产资料。到1956年，原定18种制式装备，除1种因型号改变没有试制外，其余全部试制定型，并陆续投入生产。这批武器具有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改善了我军武器装备，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毛主席获悉后，致信承担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生产的工厂表示祝贺，信中称赞“这对建立国防工业和增加国防力量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全国兵工厂立即转入战时生产，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器工业一方面全力以赴生产原有的武器、弹药，一方面千方百计研制前方急需的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大连81工厂试制生产出美式75毫米榴弹，沈阳52工厂开展修复美式105毫米榴弹，利用原日式105毫米榴弹弹体，配上自制引信、底火，装配成全弹，重新编制射表、批量生产，供应前线；又在此基础上自制成功105毫米榴弹，解决了火炮缺乏弹药问题。面对美军坦克优势，中央重工业部立即组织试制生产反坦克武器。在钟林领导下，沈阳52工厂，组成以吕去病为组长的现代火箭研究小组，于1951年3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武器系统—90毫米反坦克火箭弹及其发射装置，从7月起以每月生产3万发的进度供应前线。1951年10月《东北时报》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一个月内击毁了美式坦克282 辆，打破了美军的“刺猬战术”，粉碎了他们的秋季攻势，90毫米火箭弹立下了头号功劳，吕去病等7名工程师荣获国家创造发明一等奖。重庆50工厂试制成功57毫米无坐力炮，1951年供应2014门，受到政务院嘉奖。其他工厂，如太原33兵工厂、山东兵工总厂等也研制生产出大批反坦克武器弹药。1950年10月至1953年12月，兵器工业共生产火炮8424门，火箭筒7680具，枪支60.8万支，炮弹、火箭弹1035万发，枪弹12.5亿发，手榴弹136万枚，地雷115万个，火炸药10775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提供了足够的武器弹药。

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过分集中在沈阳的兵工厂，尽快分迁到黑龙江地区，建设兵工后方基地。51工厂，除弹药部分不动外，其余部分整体搬迁，组建了3个专业工厂，52工厂、53工厂、56工厂和材料厂均分迁一部分建新厂，这样在哈尔滨以北地区新组建了8个工厂。这批工厂是在天寒地冻的季节，由全体职工和家属，进行人员、设备、器材全部搬迁抢建，仅用了半年时间完成的，并且当年投入生产，确保高速度、少损耗、无故障，这在兵工发展史上又创造一个奇迹。

1951年1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以周恩来副主席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陆海空军领导、重工业部何长工、刘鼎等12人组成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筹划兵工建设。6月20日，中央兵工委员会作出《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一是确定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型制，更新部队装备，取代旧杂式武器弹药；二是调整老厂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生产制式装备的需要；三是新建一批工厂，填补重型和特种武器弹药的空白；四是尽快建立全国兵工领导机构。为实现上述安排，6月25日，中央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请求援助，代表团行前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是不行的，要学苏联，把先进技术学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1951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属于陆军武器有15种。随后苏联派出专家组来华调研，专家组建议对现有兵工按专业化原则进行调整。1952年夏，中央兵工委员会决定, 兵工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从1952年—1953年底，首先改组兵工领导体制、撤销各大行政区兵工局，全国兵工厂由重工业部兵工总局直接领导，完成对现有兵工厂的技术改造；第二步，从1953年起，在5年内建立必要的新兵工厂，特别是火炮厂和火炸药厂。1952年5月21日，中央兵工委员会再次作出《关于兵工建设的决定》，其主要内容为：确定中国第一批陆军武器的制式型谱，共18种，其中仿制苏式15种，自行设计的3种；批准将41个工厂按产品专业化、大批量生产的原则调整、改扩建为38个厂；新建一批工厂，尽快建起现代兵器工业。这个决定及附件由周恩来签发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圈阅批准，这是新中国兵器工业建设的第一张发展蓝图。

1952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商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两国政府于1953年5月15日签订《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1956年4月7日又签订补充协定。这两个协定，共有156项，其中兵器工业有24项，后撤销3项，实际建设了21项，主要有中型坦克、大口径高射炮、机载火炮、水中兵器、防化器材以及配套的发动机、弹药、火炸药、引信、光学仪器等。这批建设项目从1953年开始筹建，1955年开工建设，到1963年多数建成投产，总投资20亿元，建筑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增加设备1.5万台。这批项目的完成，加上经过技术改造的老厂，兵器工业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生产、科研、教育基本配套的兵器工业体系。

建设过程中，为了与生产相接，重要生产岗位1200名技术人员派往苏联对口工厂培训和实习。从苏联聘请712名技术专家，进行施工和生产试制指导，苏联专家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80%被采纳。苏联政府和技术人员的热情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这批新厂的技术设计，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如半自动车床、坐标镯床、16吨锻、平炉炼钢、3500吨药筒压力机等，生产厂房高大明亮, 最大的厂房面积达6万平方米。坦克工厂是建设项目之一，建设周期只用了4年，总投资2.64亿元，建筑面积55.6万平方米，其中生产面积25.6万平方米，主要设备5527台，拥有大型机加、锻造、冶炼设备，具有重型机械加工能力。

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式中，中国生产的59式中型坦克、59式100毫米高射炮、59式130毫米加农炮、59式152毫米加农炮等重型武器闪亮登场，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型武器装备已全部立足国内，是一次跨时代的历史飞跃。

“一五”计划期间以建立技术基础工作为重点，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二五”计划期间，按照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先后组建了一批武器装备研究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究所等，1958年前后，在一些工厂先后组建了几十个工厂产品设计所、工艺技术所，逐步开始对老产品进行改进、改型的设计研究工作。1956年实现轻武器国产化，60年代开始对重型武器研究设计工作。

建国初期，兵器工业职工中文盲和半文盲占40%,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2%。这样低的文化素质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称。从抓职工教育入手，举办各种文化补习班、专业技能培训班，委托兄弟工厂培训，提高职工文化、技术素质。有的工厂还办了业余中专学校和业余大学，到1957年共办业余中专38所、业余大学16所。

1951年经教育部和重工业部批准，在东北兵工学校基础上成立了东北兵工专门学校，这是我党举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兵工高等学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教育部将北京工业学院定为国防工业院校，同时将东北兵工专门学校的有关专业并入北京工业学院，专门为兵器工业培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兵器工业先后从地方接收了8所，新建12所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中等技术人才。从1951年到1956年，兴办23所技术工人学校，重点培养既会操作又懂得理论知识的新型技术工人。至1957年兵器工业新增技术人员1.6万人，占职工人数的比例从3.5%增至9.3%。

人民兵工经过22年的战争洗礼，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是中国工业建设的精英，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中间有一大批人随军进入城市，参与接管企业，有的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在各工业经济部门中几乎都有兵工人的身影。

1951年4月17日，中央作出《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重工业部决定以大连建新工业公司（81兵工厂）为基础组建航空工业局机关。兵器工业于1951年将哈尔滨21兵工厂，1952年将株洲282兵工厂移交航空工业局，1953年11月16日将沈阳23工厂2100多人，928台设备移交航空工业筹建410厂。1956年将北京第4研究所移交航空工业局，支援航空工业建设。

1960年初，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实施“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兵器工业服从国家大局，抽调一批工厂研究所、科技人员支援新兴工业，先后将火炮研究所研制地面设备的全部人员、845F固体火箭推进剂研究所、南京307厂、北京547厂、川南化学工业学校、大同工业学校、重庆第一技工学校等单位移交航天工业部门。选送一批技术人员去航天部门工作,724厂研究第一代火箭的7名工程师中输送出4名，其中就包括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院士。支援其他国防工业部门的，还有核工业的523厂、电子工业的709厂、成都电子工业学校、无锡机械电子制造学校；船舶工业的874、872、884厂等。 

兵器工业是国防科技工业的基础，是国家最先建立的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涌现出新兴工业，兵器工业将精兵强将输送到这些行业和将自己已先涉入的新技术领域转让给这些行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和使命。

在战备中发展(1960—1978年)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急骤变化，国际反华逆流趁我国三年困难之机蠢蠢欲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战略包围日趋扩大，中印边境极不安定，美国侵略越南战争频频升级，对我国构成直接威胁，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在叫嚣反攻大陆。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作出“战备整军”的决定。毛泽东1962年6月8日在杭州听取南京军区领导人汇报时指出，“我赞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并提出了三个步骤战备预案。总参谋部依此提出了所需武器弹药计划，兵器工业从此进入备战状态。

1962年6月，周恩来在三机部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强调生产以常规武器为先，要认真整顿和充实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逐步补足缺口，组织地区配套，调整工业布局，实现自力更生，把常规武器搞充足。兵器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立即转入紧急战备生产，许多工厂实行11小时劳动的战时生产制度，产量成倍增长。

援越抗美期间，经军方向越南提供的武器弹药，不完全统计，枪支1778万支，火炮6万多门，子弹10亿多发，炮弹1997万发，坦克552辆，装甲车320 辆，炸药18240吨。1965年6月1日，越南副总理访华，请求经济技术援助。7月13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政府向越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建设31个成套项目，其中迫击炮弹厂、枪厂、枪弹厂等8个兵工厂由兵器工业承担，中国派出由五机部总工程师王立为组长的小组在越南实地考察，与越方一起选厂址，筹划建厂规划。这批工厂是在美军狂轰滥炸，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施工的，有的工厂是炸了又建，建了又遭轰炸，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英勇顽强、不怕困难的精神，博得越南人民的称赞。

毛泽东按战备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要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内地去。” 196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基本方针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兵器工业确立三线建设的总体架构，改善布局，增强应变能力，建立起战时拖不垮、打不烂的比较完整的生产、科研体系。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计划》的指示，批准了重庆兵工基地建设规划，要求用三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建成。第一批建设26个项目，这批项目建成后，连同重庆地区原有的兵工企业，可以形成一个品种比较齐全、就地协作配套、具有一定规模的枪械、火炮及其弹药的生产基地。为了加强对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的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快建设速度，中共西南建设委员会与五机部商定，在重庆设立常规兵器工业建设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担任指挥。指挥部采取了以下有力措施：一是新建厂、所按照中小（规模）、专（专业化）、新（新工艺、新技术）、协（地区内协作）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工程设计；二是老厂包建新厂，按专业对口的原则，老厂对新厂实行“三包”，即包配备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骨干，包培训新工人，包制造非标准设备和工艺装置；三是简化设计程序，实行设计、审查、修改“三到现场”，与施工方结合起来进行现场指导；四是甲乙双方大力协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是设备供应由国家成套配备；六是建筑材料由地方承包；七是施工现场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由于领导坚强，措施得力，各方大协同，广大职工和民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如167厂是南京307厂分迁四川合川的迫击炮厂，1965年初利用一个下马的铁厂改建,4月破土动工，8月土建基本完成，9月从老厂迁来部分设备，12月23日生产出第一批64式82毫米迫击炮，实现了当年选址、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出产品的“五个当年”，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兵工基地的建设。1966年3月15日,中共五机部委员会在重庆市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和推广重庆地区新厂建设的经验。邱创成部长要求兵器工业所有部门和单位把支援重庆地区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高质量、高速度地把三线建设好。1966年，重庆基地建设初战告捷。根据中央关于要补上所缺项目的指示,兵器工业及时做出补充规划，安排了第二批建设项目，包括制造100毫米高射炮的8个项目和3个其他配套项目。重庆兵工基地建设，从1965年开始至1970年基本建成投产。此外，豫西、豫北、晋南和冀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建设。

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国家对生产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兵器工业从1966—1975年，总投资40亿元（不含地方军工厂），建成67个生产科研单位，改善了工业布局。1975年部属156个企业中，有102个在三线地区，除主战坦克外，三线地区形成的生产能力占全行业的50%左右。由于三线建设是在战备形势下抢建的，以准备早打、大打为指导思想，为了求快，多数项目没有做好基本建设前期工作就仓促上马，又片面地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不少项目进山太深，布点分散，交通不便，加上水源不足，地质条件差，给生产留下许多隐患和问题，给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在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建设地方军工厂问题。1964年8月，国务院国防工办召开国防工业会议，讨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战备工作，会议认为：建设地方军工厂是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必须说办就办，越快越好，争取在战争爆发以前做好准备。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建设地方军工厂的报告》中指出：“建设地方军工厂，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重大战略部署，不仅是为了供应地方武装的需要，而且也解决了轻武器弹药地区配套和合理布局问题”。196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地方军工第一批建设项目154个（后增至202个），投资9.4亿元，计划3年建成。地方军工建设是在各大军区、省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省政府成立了地区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实施和管理，业务工作由五机部归口。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团以下轻兵器和弹药，装备民兵、地方部队，也供应野战军。

地方军工厂建设从1965年开始实施，在建设上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厂区布置依山就势，尽可能利用自然地形，沿山分散，重要项目尽可能进洞，结构外形乡土化、民房化。工厂设计贯彻规模小、专业化、工艺新和协作配套的原则。为了节省国家投资，1966—1967年，国家计委、五机部会同各省市通过论证和协调，撤销和调整了一批项目。1967年末，地方军工厂建设项目为180个，地方军工厂建设按3年规划基本实现后，主管部门考虑战备需要和充实各大军区的轻武器配套，又批准新建和改造一批机械配套工厂、高射武器工厂、TNT炸药工厂等。地方军工厂建设从1965年开始实施，至1976年的11年间，建设项目达268个，形成了较强的轻武器生产能力，较好地完成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部署。

1962年战备时，国家计委、总参谋部成立战时人力、物力动员计划筹备小组，其中工业动员小组以国家计委为主，总后勤部、五机部、化工部、冶金部派人参加，着手制定工业动员规划，先后提出两批12种产品，在9个工业部门、67个民用企业动员生产兵器。兵器工业归口管理。

从1965年开始的援越抗美斗争中，用了3年时间，在15个省、市、自治区建设了43条动员生产线，承担了高射武器及配套的瞄准具等20种武器弹药的生产。这是第二次动员生产。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国家计委又一次组织大规模战备动员生产，这次动员地方企业生产的兵器，从枪械、火炮到坦克，涉及26个省、市、自治区，18个产业部门，300多家民用企业，组建了500多条生产线。这些民用企业抽调思想好技术精的人员和好设备，采取“一厂一角，百厂成线”和组装集中、部件定点、零件分散的方式，承担了坦克、高射炮、舰炮，重型武器及轻型武器生产，很快形成了生产能力，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动员生产计划。其中，地雷一项，在“四五”计划后3年，就生产了上亿个。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动员生产线完成历史使命，1988年调整后只保留21条。三次动员不仅生产了大量武器装备，为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而且为尔后兵工动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防科研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1967年10月，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确定五机部将机械院及所属专业研究所分别移交给国防科委新建的二院、七院、十一院、十二院、十六院等单位。1970年1月1日，中央军委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决定将十一院、十二院合并组成第二十研究院，划归总后勤部归口管理。其间有些研究所改成工厂，尔后又由工厂改为研究所；有些研究所与工厂合并，几年后又分开。频繁的改变建制，调整分合，造成管理失控，科技人员流失，科研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他提出“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思路。五机部与总后勤部经过反复协商，于1975年2月26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关于将第二十研究院划归五机部建制领导的报告》。常规兵器科学研究又划归兵器工业系统。原来隶属于国防科委或中国科学院的雷达、自动控制、激光、红外、高级炸药等研究所，亦划归五机部，扩展了兵器工业的科学技术领域，充实了高新技术方面的科研力量。

197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主要内容是“以常规武器为主，重点发展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大力提高和充实陆军装备,积极发展空军和海军装备，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兵器工业从1966年起，以发展高射武器为主，1969年以后，以发展反坦克武器为主研制新型兵器。

防空武器。1967年6月，赴越参战部队对高射武器提出了近200项意见。五机部立即组织力量，首先对现役高射武器进行改进与改型工作。456厂早在60年代初对12.7毫米高射机枪进行改进，全枪重量由180千克减至80千克，且能分解结合，适合机动作战要求。1970年地方军工9656厂朱德林等对12.7毫米高射机枪重新设计，用了导气管式自动原理等新结构，全枪重量减至56千克，射速提高20%,具有结构新、外形美观、工艺性和勤务性能好等优点，成为新一代高射机枪。在越战中屡建奇功的37毫米高射炮，经497厂多次改进，先由单管改为双管，设计了电击发装置，同时控制6门火炮齐发齐射使火力集中；设计了机械同步装置，控制一门火炮的两套身管自动机同时输弹，使两套身管发射时基本同步，提高了散布密集度，实现了半自动操作。为了改善中空防空武器性能，1967年8月，以202所为主，与上海纺织机械系统共同研制了新85毫米高炮系统。1973年5月设计定型，这是自行研制的中口径全天候全自动高炮。

舰载武器。中国第一批舰载武器主要是仿制苏式产品。1962年456厂对仿苏双联25毫米舰炮改进设计，解决了原炮膛外炸壳问题。1964年又开始仿制苏式30毫米舰炮，从1975年开始工厂对原设计作了修改，解决了设计质量问题，提高了火炮的跟踪精度。456厂、202所等单位从1958年起,研制双37毫米舰炮，具有自动、半自动、手动三种功能。1961年，由海军、炮兵、一机部、三机部、冶金工业部有关部门组成130毫米海岸炮和舰炮研制领导小组，任命三机部一所李近仁为总设计师，由一所、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等单位共同研制。从1962年开始，至1965年完成，为海军装备了性能先进的大口径海岸炮。447厂研制的57毫米舰炮在保卫西沙海战中立了战功。

反坦克武器。1969年8月，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会议, 动员各方面力量加速研制和发展反坦克武器。与会人员集思广益，拟定了多种打坦克的技术方案：有地面的，也有空投的；有近战的，也有远射的；有改型的，也有新研制的。共30种列入装备体制，其中需要新研制的有16种。会后，由五机部牵头，炮兵、装甲兵、第十一研究院共同组成“823”会战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陈锐霆任总指挥，统筹安排，组织实施。这次科研会议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了较多的85毫米加农炮和坦克炮，研制成功了新式破甲弹，使上万门火炮获得新生。研制成功新型105毫米无坐力炮和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填补了师团两级反坦克炮序列。连用4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和火箭弹，经过多次改进，从老40型到改40型，最后到新40型，射程提高2倍，破甲深度提高10%—40%。五机部组织41个工厂，突击生产40毫米火箭弹，当年就生产200万发。反坦克单兵火箭弹、空投反坦克子母弹以及全塑反坦克地雷、火箭布雷车等的研制成功，充实了反坦克武器的装备序列。

69式中型坦克是重点科研项目，由617厂等20多个单位组成火炮弹药、发动机、光电仪器3个会战组，经共同努力于1974年批准设计定型。69式中型坦克配置100毫米滑膛坦克炮，配备超速脱壳穿甲弹，能在2000米内击穿100毫米厚65度法线角的装甲板；改进后的发动机，提高了功率；新研制的红外观瞄仪器，能全天候作战。这标志着中国的主战坦克步入了自行研制阶段。

1973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再次召开反坦克武器专业会议，由国家计委负责人余秋里、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主持，制定了“四五”计划后3年反坦克武器的发展规划。其中，反坦克导弹被列为重点研制攻关项目，为反坦克武器的科研开辟了新的技术领域。1973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代号为红箭-73反坦克导弹研制任务。鉴于当时战备急需，各大军区国防工办都主动请求组织研制,最后确定由山西、吉林、辽宁，陕西四个地区的研制小组同时进行研制。各地区研制小组先后突破了发动机低温点火延迟、续航喷管易烧蚀、隔热涂层性能差、初始弹道散布大、导弹操控性差、导线断线、引信瞎火率高、近距离掉弹等关键技术。1978年6月，山西地区研制的反坦克导弹首先通过国家靶场设计定型试验。1979年2月，中央军委批准红箭-73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设计定型。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成功，填补了中国反坦克导弹装备的空白。

1972年，“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余秋里主持国防工业的整顿工作。

整顿“大规划”。针对邱会作“大规划”造成的恶果，中央决定停建一批项目，缓建一批进山过深、建设条件极差的项目，改建一批盲目进洞的项目，压缩老厂改建、扩建的内容和规模。

整顿产品质量。1972年5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整顿国防工业产品质量和加强配套问题的指示》，兵工企业从整顿管理入手，抓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观念教育，消除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严格工艺纪律，使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生产面貌呈现复苏的现象。

整顿管理体制。1974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国防工业实行以国务院为主，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体制。兵器企业下放，实行以地方为主,地方政府和五机部双重领导的体制。五机部机关的体制也经历多次调整，1970年1月，撤销了军管会，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1973年恢复党组和部长职务，李成芳任党组书记，邱创成任部长。1975年1月，李成芳任部长、党组书记。1977年12月，张珍任党组书记、部长。

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承担起重要技术任务；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从而加强了各级行政领导和技术管理工作。

整顿企业管理工作。1978年4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通过贯彻《工业三十条》，兵器工业普遍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各级、各部门、各种岗位的责任制，强化了企业管理工作。

兵器工业从1982年初开始，进行了全面的建设性整顿，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用了3年半时间，围绕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对所有企事业单位进行了一次整顿，生产秩序、管理水平都有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