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6%。广泛的疫苗接种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支持政策将推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势尚不容乐观，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创下新高，各国政府财政政策行动效果以及疫苗是否对新的病毒变体有效等因素都将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根据2021年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从季度环比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1.86%，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2.06%，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增长，中国总体经济处于稳定恢复的状态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中国作为全球最早有效控制住疫情、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还积极为各国提供防疫物资，支持国际抗疫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抵御疫情造成的冲击。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开端良好，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信心和机遇。中国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也通过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展会平台向世界传递中国需求声音，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发展机遇。我国企业要抓住中国在率先控制住疫情后重新创造经济发展动能的战略机遇期，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提升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抓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机遇

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是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为此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等重大举措的落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我国企业应抓住新机遇，以大作为求大发展。

产业链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整个产业的上下游，而且涉及与产业高度相关的供应链、生产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服务链、市场链等。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上述诸多部分、环节和关系的现代化。技术链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组成部分，技术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应注重推进先进实用技术创新，以此形成能够有效接续高新技术落地生根的多层次技术链，构建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对标全球领域中的高精尖技术，强优势、补弱项，合理规划布局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发展。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要国有企业、头部企业当好领头雁，切实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好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同时考虑把更多可以分解的产品、零部件等分包给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加工。民营企业要有主动当好配角的理念和精神，积极与国有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同时，民营企业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在强化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的同时，主动拓展技术创新思路和方法，尤其是学会用好“互联网+”，并以此为契机用数字技术为企业的供应链、生产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服务链、市场链赋能，不断进取、有所作为。

抓住数字经济“智能化驱动”3.0时代的机遇

根据埃森哲报告称，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0.62%。数字经济不仅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的战略机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快速成长起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在《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中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8%，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创新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走过“数字化驱动”的1.0时代和“数据化驱动”的2.0时代，即将迈入“智能化驱动”的3.0时代。在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智能化驱动”3.0时代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紧密相连，抓住“信息技术”推动各个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是共识。

政府大量出台支持政策，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务院国资委专门印发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为企业数字化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早在2019年10月，中央网信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中，确定四川省、重庆市、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成为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截至到2020年底，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出台了专项数字经济政策，涉及数字经济发展行动计划、产业规划、补贴政策等60余项内容，我国数字经济国省二级政策体系基本成型。

我国企业要顺势而为，抓住数字经济“智能化驱动”新机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根据企业自身特色和定位需求，积极转变数字化观念，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完善内部结构性制度改革，以灵活性、多元化、便捷度来拥抱数字经济的可能性。注重企业人才数字技能的培养，关注市场需求指向的能力素质，并为员工及时配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抓住“碳中和”风口下的绿色发展机遇

早在2020年9月，中国就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十四五”规划中，建议在2035年目标中提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尤其是对煤炭的依赖度较高。根据数据显示，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钢铁行业占比约15%，水泥行业占比约14%，电解铝行业占比约5%，交通行业占比约9%。在碳中和压力下，上述行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脱碳压力，关键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势在必行。“碳中和”目标是压力，更是动力，未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工业企业要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帮助各类高排放产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从源头减碳，并以此作为能源服务产业链的延伸，塑造自身在未来能源服务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政策规划的推进，国内大型科技企业、金融机构也正在关注“碳中和”。如腾讯在2021年1月12日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蚂蚁集团在3月12日公布碳中和目标，承诺在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国内全通实业集团及子公司海沃泓霖面对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产业如何节能减排并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这一问题，在已经构建完成的新能源电车全产业生态链上增加了电池回收板块，以自主研发的陕西首条动力锂电池生产回收示范线为着力点，打破产业技术壁垒与上下游行业隔阂，打造以覆盖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回收、服务的“碳中和闭环”全新绿色业态。

发展绿色经济，实现节能减排和废物回收是两大关键。在节能减排方面，电能是实现“碳中和”重要的能源供给主力，但电力行业作为生产设备密集型企业，生产环境错综复杂，安全隐患多，作业人员专业水平又参差不齐，容易因违章操作引发事故。要处理现阶段电力工业所面对的安全难题，需要提高电力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规范安全生产流程。在废物回收方面，对于固废资源的回收利用，既可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污染，又可通过提炼废铜、废铅等多种再生金属以及金银等稀有金属实现再度资源化，或将成为碳中和背景下环保行业的“新主线”。而目前，对于固废资源的回收利用供需不匹配，据相关媒体报道，实际危废处理比例仅25％左右。

抓住“双循环”格局下的新消费、新基建机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保障国内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全球复苏经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依据对自身发展阶段的新定位判断和全球外部环境的新变化趋势，作出的具有长久可持续意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抉择。

2021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长4.2%， 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4.2%，增速比1—2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疫情发生以来，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网上服务，以及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社交零售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逆势上扬，释放出巨大潜能，成为推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力量。以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数字转型技术创新时代下，新商业模式、新消费媒介、新消费关系催生了与消费者具体需求呈现高匹配度的新消费行为，个性化、定制化、高端化需求为消费升级搭建了稳固的基础，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消费快速发展，为“双循环”发展开拓出了广阔的成长空间。“新基建”作为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有力抓手，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构筑以新基础设施为运行基础、新生产要素为内在源泉、新市场主体为有生力量、新协作方式为组织形态、新治理体系为长效支撑的新经济生态系统，为中国经济保持定力并开启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以5G为例，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的5G网络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未来，随着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将极大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五大对策

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与挑战并存，风口与风险常伴，我国企业要持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利用机遇期防范化解风险和挑战。未来，伴随着疫苗接种覆盖面的扩大，国外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以及本国生产秩序的持续恢复，中国出口增速跌幅不断收窄，对于总体出口增长的拉动能力将不断下降。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常态化发展后，除了传统的国际政治风险（如战争、政权更迭、政局动荡等）以外，还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政治风险，如认知和观念分歧、政治互不信任等，我国企业面临着国际经济动荡的风险，如果缺乏相应的预判和举措，企业将在国际经济动荡中备受影响。

就国内而言，受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长期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叠加影响，浙江制造业从业人员已持续13个月负增长、中高级技术工人仍是招聘难、工资保持上涨态势。在整体需求快速恢复过程中，2021年第一季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下降2%，这说明目前制造业投资水平相当于疫情前的96%左右。

一是以科技自立自强巩固核心竞争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企业需要从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创能力做起，以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和战略性技术产品的突破，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业。

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我国企业要继续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关键还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打造高质量人才队伍，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企业科技进步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狠抓创新体系建设，真正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优化组合，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制度改革和对外合作，加快企业研发管理职能转变，实现产学研相结合，最大限度突破制度藩篱，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在与国际企业的竞争合作中实现自我提升。

二是努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目前，中国最迫切的是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基础的再造，以形成技术领先、附加值高，并且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增强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为此，需要继续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克难以及对核心产品的研发优化。

目前，“互联网+”模式在服务业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工业领域中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通过推进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夯实制造业数字化基地，有助于相关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全面满足产业链与供应链自主可控需求，也有助于相关行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对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数字化融合则有助于其改变要素禀赋需求，减缓相关产业外流趋势。

三是增强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趋势，全球风险因素和不稳定趋势持续增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保障我国经济稳步复苏、创造就业机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和资金有限，抗风险能力弱，易受突发事件影响，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需要持续加强。此外，疫情放大了制造企业在自动化、信息化方面的短板。大量依赖手工操作的制造企业，其产能的恢复要比自动化程度高、柔性生产的制造企业缓慢许多，因此企业需要加快布局产品转型、产能提升、供应链维持等方面，以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我国企业还需要总结疫情经验教训，夯实并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在“走出去”的发展进程中，我国企业需要参考国外经验，建立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机制，并不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政府需要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大多数金融机构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加快技术和咨询服务行业的国产化，减少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依赖，提高金融监管的科学性和对市场的适应度。

四是充分重视防范化解劳动力不平衡、不充分风险。中国主要的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对于人均GDP代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这里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大量青年劳动力流向快递、外卖和网约车等互联网服务业，传统制造行业陷入招人难、留人更难的劳动力困境。着力破解企业引才难、育才难、留才难的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招聘机制，加快完善企业多元化的人才招聘体系，加强对专业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要引导企业充分发挥诸如外包服务等的作用，发挥灵活人才或者临时工的价值。建立、落实有效的激励机制，留住重点人才，以校企共建、产学研协同实习基地的形式，积极培养企业发展储备人才力量。完善企业人才管理体系，开展定期人才培养工作，同时鼓励搭建线上线下人才培训平台，加快解决人才培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体系化的专业培训，有针对性开展“一对一”培训，提高技术人员转岗的成功率，发挥现存人才的价值。

五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合作，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规则、标准的制定。防范风险并不是把门关起来，关门并不意味着安全，封闭也不意味着安全。我国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创设引领国际社会议题，参与全球经济发展治理。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企业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是企业长期发展和成长的必要阶段，也是中国想要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经之路。

中国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需要处理好同长期深度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关系，虚心学习并寻求合作机会，有效规避潜在的风险。中国企业也需要加强与包括世界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WTO等国际机构合作，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更好规避风险，增加对外发展的可持续性。

（本文为《中国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对策与建议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