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随然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改革开放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 “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疫情使欧美国家有了与中国脱钩的理由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如何使中国式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