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冠疫情倒逼之下，新科技、新产业快速发展，如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推动全球化转型，远程办公带动干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传统零售业加速向线上零售业转变，制造业数字化步伐加快。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新变局逐步呈现六大特征，我国应高度重视并及早应对。

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已成趋势

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造成的经济停摆，正在不断加大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发布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负4.9%。世界银行最新估算也显示，全球经济2020年将收缩5.2%，这将是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由于内需和供应、贸易及金融严重中断，预计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活动将收缩7%，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EMDE）2020年将收缩2.5%（60年来首次整体收缩）；预计人均收入将降低3.6%，今年将有亿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多元化转变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活动进入空前活跃期，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冠疫情倒逼之下，新科技、新产业快速发展，如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推动全球化转型，远程办公带动干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传统零售业加速向线上零售业转变，制造业数字化步伐加快，等等。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可能出现两种变化：一是物理供应链缩短、减少对较长供应链的依赖，某些经济体将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从而促使某些供应链区域化集聚。二是各国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会尽量避免单一供应链，故而将更加重视对供应链进行多元化布局。

不确定性或成“新常态”

近年来，世界经济遭遇诸多不确定性冲击，如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贸易摩擦加剧以及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等等。IMF研究显示，与“非典”和埃博拉病毒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分别高于两者3倍和20倍，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因此，未来中短期内，不确定性恐将成为“新常态”。

中美博弈日趋白热化

疫情使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大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中美博弈更趋白热化。特朗普上台以来，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起点，以贸易冲突显性化为特征，中美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疫情本应成为中美两国加强合作与协调的契机和动力，但是在美国对华政策错误导向的影响下，疫情不仅未能推进中美合作，反而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中美博弈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是：一方面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不以疫情为转移的根本性变化，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极力打压遏制中国已成美国核心目标；另一方面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由于疫情和11月美国大选叠加，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白热化，围绕中国议题的炒作会变本加厉。

全球治理“信任赤字”加剧

国际多边合作在此次疫情应对方面暴露出全球领导力缺失问题。多边治理体系效能不足，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机制的“信任赤字”。既有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制度无法适应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国际多边合作面临“碎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重压力。当前，全球治理正进入新一轮的深度转型与重塑周期，如何防止“信任赤字”扩大成为世界共同难题。

国际卫生合作成为新焦点

必须看到，本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危机都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如“9·11”事件促进了全球反恐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了全球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此次新冠疫情，同样将使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成为新焦点，国际社会亟待探索新型合作方式，以应对可能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危机。相对于反恐、经济和气候变化，健康卫生合作的政治敏感度更低，利益博弈的成分相对较少，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强。合作将在全球、区域、国家等多个层面展开，一些比较成功的合作模式将得到推广，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将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这将广泛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面对世界经济变局的上述特征，我国应及时调整战略，做好应对预案。

第一，要从周边和“一带一路”着手，深化国际合作，实现政策协同，有效防止危机扩散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历次危机的应对表明，迅速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危机救助措施的首要目标和政策着力点。我国应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搜集舆情信息并总结规律，引导公众理性对待疫情；同时通过政府、民间等多种渠道，鼓励东北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乃至“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尽量减少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二，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联动促进新发展格局。

在全球疫情仍继续蔓延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国内大市场潜力来加快补短板、强优势，形成若干国内的全产业链，实现“内循环”；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国际循环实现有机衔接，如中国和日韩、东盟、南亚产业链关联度比较高，可以在联合抗疫的同时，谋求亚洲产业链的重新联结，形成“外循环”。如此，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在内外联动过程中避免“断链”风险。

第三，要处理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辩证关系，有效提升我国经济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在不确定性或成“新常态”的条件下，我国政策制定更需具有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既要完善国内体制机制以增加防控确定性，从而高效应对疫情的不确定特点，又要针对这些不确定性风险点，制定一套反应迅速的风险预警方案，同时提前筹划多种财税金融组合措施，为疫情结束后刺激消费投资做好政策准备。

第四，努力管控中美分歧并寻找双边关系新的均衡点。

中美竞争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中美经济完全“脱钩”仍不现实，也非易事。深入分析中美经贸关系，双方仍有利益契合点。我国在做好“底线预案”的基础上，可考虑围绕双方利益契合点，积极展开政府、企业、民间等多方位交流与沟通，尽量管控分歧，力争使中美博弈逐步收敛于一个新的均衡点。

第五，以应对疫情为契机，推进构建命运共同体，加强区域和跨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治理新趋势。

应对疫情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关切。我国可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赋予“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多边合作框架更多现实内容，包括与周边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合作范围，推动经济合作、卫生合作、环境治理合作等。在此过程中，我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维护重要国际机制的正常运作，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水平。

（作者张晓静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庄芮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副院长）